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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健
·编者按·
作为传奇投资人约翰·邓普顿投资思想的传承人之一，劳伦·C·邓普顿致力于将逆向投资应用在全球每个市场。她认为，逆向投资完全可以在A股市场生根发芽，甚至还可以指导人们的生活。
她指出，逆向思维和人类随波逐流的习惯是相悖的，但做投资必须独立思考，因为随波逐流无法获得卓越的回报。她说，投资者需要利用好熊市而不是牛市，要敢于在熊市中出手，“要有一个长期的心态，不要太沉迷于预测市场的确切底部。”
对于美股市场和A股市场，她认为，美股市场很多伟大的公司在以合理的估值进行交易，而A股市场“如果可以忍受一些波动，中国市场就是逢低买入者的肥沃的狩猎场。对于正在等待的投资者，我想说，如果你等得太久，就可能失去所有低价购买的机会。”
她鼓励投资者拥抱危机，正如她在办公室门口牌子上所写的：“麻烦就是机会。”
对话劳伦·邓普顿：让资本在最关键时布局，但不要沉迷于预测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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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普顿的逆向投资经历
与其行为养成有很大关系
《红周刊》：您好，邓普顿女士。请先聊聊您的投资经历吧，特别是您出生在投资世家，更有全球闻名的投资大师约翰·邓普顿指导。
劳伦·邓普顿：感谢您的邀请。确实，我成长在一个著名的投资人之家，我很幸运。在我年幼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引导我了解投资。在我8岁的时候，我父亲给我讲“复利的魅力”作为睡前故事，当时有很好的催眠效果。
我父亲允许我每个月挑选一只股票，任何一只我想买的都可以，他会把股权证挂在我房间的墙上，所以当时我房间的墙上贴满了股权证。这成为了我漫长投资生涯的开端。
20世纪80年代，约翰·邓普顿爵士已经在投资界建立起良好声誉，他当时经常参加路易斯·鲁凯泽主持的《华尔街一周》节目，这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节目之一，这让我对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有一次，我给山姆·沃尔顿写信，当时他是沃尔玛的CEO，而我当时投资了沃尔玛。而山姆·沃尔顿愿意花时间回信，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这让我意识到公司本身在投资中很关键。
我父亲还教我了解什么是储蓄和机会成本，几乎每一件我想购买的商品都会被要求计算机会成本。如果某天我想买一个新玩具，我父亲会教我假设把这笔钱投入邓普顿成长基金——当时基金的年复合增长率大约为15%——同时假设退休年龄为65岁，我可以获得多少钱。这样就可以计算出买一个新玩具，我将会与多少钱擦肩而过。这些课程对年轻人来说非常有用。
我在24岁时成立了一只对冲基金，约翰·邓普顿爵士为我提供了原始资本。后来我就致力于基金的投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仍是一名基金经理。
《红周刊》：您还记得自己买入的第一只股票吗？
劳伦·邓普顿：许多人问我一些关于墙上股票的问题，但我真的不大记得了。我记得买入过肖尼斯连锁餐厅、杰普公司、沃尔玛。应该还有一些SlumberJ的股票。我曾经持有一家名为KinderCare的公司，不过已经破产了。我买过各种类型的公司，已经不记得第一家公司是什么类型的了。
我出生时，约翰·邓普顿送给我价值美元的邓普顿成长基金，我想这应该是我的第一笔投资，但那是一个互惠基金，并不是股票。
《红周刊》：基金的收益怎么样？
劳伦·邓普顿：基金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在14.6%左右。约翰爵士因经营邓普顿成长基金而出名，虽然没有同期彼得·林奇或沃伦·巴菲特那么高的成就，但他仍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。
《红周刊》：约翰·邓普顿爵士帮助您成立了第一只对冲基金，他还是您家族中的长辈，关于他的工作和生活分别给您留下了怎样印象？
劳伦·邓普顿：他是个逢低买入者，投资时非常理智。他能清楚地将股票的价格与企业的价值独立看待，这正是价值投资的特点。
从历史数据看，股票价格的波动性大约是实际企业价值的14倍。从你作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，这也许是你每年拥有的14倍机遇，或是你要吃的14倍美乐事胃片，因为股票大起大落会让你感到不适。
但约翰·邓普顿爵士是一个自律的投资者。他意识到这些失实的波动通常是由公司、经济或市场相关的艰难境况造成的。因此，他创造了一个流传很广的理论即“极值悲观点”。他提出，牛市总是在悲观中诞生，在怀疑中成长，在乐观中成熟，在兴奋中死亡。最悲观的时刻是买进的最佳时机，最乐观的时刻则是卖出的最佳时机。
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耐心等待机会，利用全球市场中的极致悲观点投资。例如，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当他退出日本市场的时候，其他人才从美国涌入日本市场。这与《商业周刊》提出“美股之死”的时间相吻合。当时，美国正受到通胀失控的困扰，而他却在美国进行大量投资。这一观点非常独特，需要逆向思维，但如果你拥有了这种观点，那么世界遍地都是*金。
《红周刊》：有记者认为约翰爵士是一个会享受孤独的人，怎样算是享受孤独？
劳伦·邓普顿：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将他描述成“孤家寡人”。他第一任妻子不幸早逝，他们的孩子当时还很年幼。他也很少社交，交流的目的通常很明确。他总是随身携带书籍，在聚会中坐在某处安静地阅读。
他是我一生见过最自律的人之一，但同时他也是个网络高手。他是第一批创建青年总裁组织的人，在全球建立起了一个汇集投资者和成功商业人士的网络。仔细想想，他大部分投资生涯都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前，但他很依赖这个网络，会借助这一有力的工具来获取信息、收集别人对他投资的看法。
我认为，他对自己的时间极为敏感，所花的每分钟都会精打细算。在我看来，他非常的严谨，他重视每一分钟，所以传出了他开会一小时11分钟的消息。他有既定的结束时间，只要会议没有成效就立即叫停，或者若他没有从会议了解到新资讯，会议就会结束，因为他要用这些时间来学习。他非常自律，他不介意孤独。但他也了解商业精英云集的强大网络有诸多好处。应该说，他两种品质都有。
《红周刊》：听起来邓普顿爵士很睿智，同时有点不近人情。
劳伦·邓普顿：他大部分时间很严肃，但有时也很有趣。我来自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，而他来自田纳西州的温彻斯特。每年他都会回温彻斯特，见他的大哥，也就是我的祖父。他总是在镇上搞一些恶作剧。他会去当地经纪公司询问股票的相关建议，却不告诉其他人他的身份。或是去理发店理发时，询问别人，“喂，你觉得田纳西州温彻斯特来的约翰·邓普顿怎么样？”真的非常幽默。
他甚至还相信思想控制。我听他说过，他会驱除消极想法，试图约束自己的思想。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，他只是说，产生消极想法时，他会放空大脑。他每天都在差不多的时间锻炼身体。所以我认为他安排自己的生活，能够让自己更容易控制大脑和思维。他曾经说过，想在最悲观的时刻投资，必须练习情绪把控。研究过行为金融学后，我们就会知道，控制想法和情绪是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，投资者会有许多行为偏差。但你对它们了解得越多，就越容易在决策中发现偏差并控制它们。这往往与你每日的生活安排、日常活动以及行为养成有关。
人类因随波逐流生存下来
但投资要独立思考
《红周刊》：想与这些负面消息隔绝真的很难，我们身边充满着各种噪音。
劳伦·邓普顿：所以我总是说，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者们，不住在纽约这样的金融中心是有原因的。比如，沃伦·巴菲特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。我刚与其他4万人一起去参加了伯克希尔·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。
很多投资人不住在大城市和金融中心，是因为想要与世隔绝。我们现在住在美国田纳西州瞭望山，我们在一座山上，这里的建筑风格有点类似图书馆。我们在这里生活，也在这里办公。
约翰·邓普顿曾对我说，他搬到巴哈马后，投资回报就增加了。我问他，为什么在巴哈马投资回报会提高？他说，可能是因为比其他人晚几天收到《华尔街日报》吧。
但关键在于，他没有读新闻，也没有对新闻做出反馈。他处理新闻信息和投资周期的思路与常人不同。当我和约翰·邓普顿谈论他的投资周期时，他时常提到，自己在思考未来年的最佳投资方式。
所以，我想如果你有这样的视野和视角，就可以做出与常人不同的决定。如果你想取得比常人更好的成绩，就要另辟蹊径，而非随波逐流。但这种独立思考非常具有挑战性，人真的很难与时代的大浪对抗。从进化学的角度看，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为独立思考而设计的，我们随波逐流，才能避免遇到许多灾难。但投资上需要独立思考，随波逐流无法获得卓越的回报。
《红周刊》：你见过沃伦，也熟悉约翰爵士，他们都是顶尖的投资家，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？
劳伦·邓普顿：尽管这很难回答，因为我见过沃伦·巴菲特，也读了很多关于他的书，但我并不了解他。我知道他们两个人都读了很多书，他们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和学习，而不是坐在电脑前忙忙碌碌。
我认为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耐心的投资者，他们能接受与市场脱节，接受连续几年被甩在其他人后面，甚至经历最悲观的时刻。
约翰总是将50%的收益存起来，我问他原因，他说，“因为机会。我存钱是为了以后能抓住机会。”巴菲特也这样，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，他会很长时间什么都不做，只是等待。而一旦有机会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抓住，绝不放过。
他们俩人都很有吸引力。约翰·邓普顿爵士担任基金经理时，就在多伦多举办了大型年度股东大会。他是第一个“摇滚明星级别”的投资者，也是第一个举行这种大会的投资者。当时，股东们会拿着各种问题去找他，其中一些甚至与市场无关。
我们今天看到，沃伦·巴菲特的年度股东大会的规模非常巨大。4万人的会场，比约翰·邓普顿的能量要大得多。
此外，这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人际交往能力，他们都很谦虚。他们与普通人没什么差别，从不会开着豪车到处兜风。沃伦·巴菲特吃麦当劳、喝可口可乐。约翰·邓普顿也一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巴士去参加一场盛大的晚宴，主题与邓普顿有关，为此主办方还专门邀请了主持人。我们在车上精心装扮一番，准备去吃顿贵的，然后我看到了街对面，坐在巴哈马拿骚麦当劳店里的邓普顿，他在去晚宴前买了个汉堡吃！在这些方面，邓普顿和巴菲特都很像。
《红周刊》：约翰·邓普顿爵士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何评价，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成绩的？
劳伦·邓普顿：我记得年的时候，他卖掉了邓普顿基金，然后告诉我自己对营销的
